書店工作人員在展示架上擺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中新社遼寧分社 于海洋/攝

觀察者網：《民法典》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不過，如何理解法律界一些朋友的看法？他們動輒説民法是“萬法之母”，抑或把《民法典》在法律體系中拔到一個很高的位置。譬如，很多學者認為《民法典》是保障人民的權益、體現人文關懷的、最基本的“權利之法”。我很想知道原因是什麼。

翁鳴江：“憲法是萬法之父，民法是萬法之母”，這確實是法律學界的普遍觀點。憲法主要是從公權力的角度出發，作為一個國家的最基本大法，所有其他法律都基於憲法衍生、任何其他法律都不可以與憲法相牴觸。相比之下，民法主要是民事主體（企業和個人等）私權利的基本保護法。民法傳統中的私權利觀念和自由精神構成了人權保障、有限政府、權力制約等等法治的基本理念，甚至很多憲法意識和制度也是來源於民法傳統。從這個角度來説，民法就是萬法之母，在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應當僅次於憲法。

民法典的重要意義還可以從歐洲人對拿破崙和希特勒的評價來側面分析。同樣都是失敗的侵略者，但拿破崙通常都會被視為是歐洲人的英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拿破崙曾經在他侵略的國家大力推行法國民法典。這部法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人權宣言中關於財產權、名譽權等基本人權概念化、具體化，從而第一次把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帶到了歐洲和整個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民法典的賦權，拿破崙甚至讓其被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感覺到他們是被“解放”了，而不是被侵略和征服了。

觀察者網：但是，對我們中國來説，在《民法典》頒佈之前，中國現行有效的《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等，都已經是能夠比較全面保護企業和公民權利的民事法律，也應該都能體現你所説的自由和平等的法治精神。所以，這部《民法典》和之前其他民事法律相比，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翁鳴江：我想法學界之所以把這部《民法典》看得這麼重要，還不完全只是法學界內部的自嗨。特別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過去頒佈的很多民事法律，受到前蘇聯民法體系的影響很深。這也直接導致我們國家之前的民事法律，對企業和個人的私權利保護，多多少少還是有些遮遮掩掩。

比如，之前的《民法通則》等很多法律中，都有明確原則性規定，民事活動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而且要“等價有償”等等。這些傳統計劃經濟的要求，其實都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私法自治）、平等、誠信原則的不必要干涉，對私權利的保護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現在這些落後於時代的規定都在新的《民法典》中被明確廢除了。

再比如，之前的很多法律中規定，只有“合法的民事權益”才受法律保護。相比之下，新的《民法典》中明確規定，“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換而言之，“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等”本身就是合法的，也是受保護的權利。這對企業和個人私權利的保護，無疑是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特別是，《民法典》的這樣的規定，意味着我們不需要再自證所持財產的合法性，而把證明非法的舉證責任放到了公權力機關或其他第三方。除了國家工作人員還有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考量之外，這一規定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企業和個人的過去和將來所得的財產合法化和除罪化。

觀察者網：但《民法典》中這些對私權利保護的規定，有可能被某些人認為是在呼應“私人財產和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傳統價值觀？因為理論上，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出發點就是個人權利至上，認為個人權利高於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削弱後者的價值與意義，甚至進而否認集體利益和集體意識的存在；也就是他們西方常説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而且這種“私產不可侵犯”的觀念，似乎早已產生了實質後果。譬如最近廣州海珠區海珠湧大橋在建設過程中，建設單位刻意繞開的一座在路中央的居民住宅，意外成為“網紅打卡地”。雖然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國各地普遍存在的釘子户現象，確實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尊重，也顯示了法治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類似“橋中樓”或“路中樓”的出現，不僅增加了公共繞道建設的成本；路面彎道的增加也給城市交通安全帶來了隱患，增大了交通事故發生的概率。

海珠湧大橋的“海珠之眼”（圖片來源：微博）

按照你的觀點，如果隨着《民法典》的生效，企業和個人的私權利以後就是“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那這是不是意味着類似釘子户之類的把個人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的行為，將來在中國會越來越多呢？類似這樣明顯是個人和公共利益雙輸博弈的結果，難道就是中國法治社會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嗎？

翁鳴江：我想澄清一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私權神聖”的概念在現行制度下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完全沒有必要存在。《民法典》強調私權利“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的目的，首先其實是要劃清私權利和私法自治的邊界，避免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

傳統上，過去有時候有些地方政府和權力機關對企業和個人私權利的干涉，可能是非常簡單粗暴不講道理的。譬如有的地方搞禁止養豬的時候，行政命令就是搞一刀切，所謂“發現一個、清理一個、查處一個”，幾乎不給任何現有養殖場留生路。又如，西南地區某縣曾頒佈過一個《XX縣規範操辦酒席管理辦法(試行)》，該《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復婚不準操辦酒席；雙方均為再婚的不準操辦酒席。”再有，前些年新聞裏經常反覆報道的政府亂收費現象等等。

類似上述種種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規定之所以能夠出台，説明我們國家過去對私權利保護的重視還是嚴重不夠的，而且，老百姓手裏也沒有很好的能夠在這些情況下對抗公權力的法律武器。這樣一來，一方面，有個別立法、公務和執法人員會跨越公權力的邊界去立法和執法；另一方面，也有些企業和公民個體漠視權威，濫用私權利，甚至暴力抗法；最終導致官民對立甚至官民衝突。您所説的釘子户和暴力拆遷問題，就是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對立衝突的典型事例。

所以，《民法典》的作用之一，就在於定分止爭。通過對公權力與私權力的各自界限的釐清，這樣不僅可以約束與規範公權力的立法、執法行為與司法行為，也可以引導與糾正每個公民和企業的個體行為，體現私法自治。

再回到釘子户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理解釘子户的房產就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樣的觀點？如果我們把這裏的“國王”理解為“公權力”，那我想這句西方法諺還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把這裏的“國王”理解為“公共利益”的話，那我認為這句法諺就是有明顯錯誤的。

根據《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徵收、徵用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換而言之，私產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只要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和公正的補償，就可以進行強制徵收和剝奪。所以，我理解未來釘子户的問題可以通過法院的司法介入，在確定公平合理補償之後，進行徵收和拆遷。這樣也可以避免您所提到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雙輸的問題。

説到底，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私權利的保護都不是絕對的，也不是無限度的。《民法典》在這方面的規定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能普遍接受的原則。譬如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也有類似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沒有公正的補償時不得為公共用途徵收私產。”換句話説，私權利本身就是可以被合法剝奪或徵收的。